140万亿GDP之后，今年中国经济)怎么干？,中国经济2021年怎么样

更新时间：2026-01-21 04:39 来源：牛马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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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延观)风 　　昨(天2025年GDP公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0%。在“十四五”收官之年，我国GDP总量达到了140万亿元。如今早已不是高歌猛进、遍地黄金的粗放式扩张年代，5%的增速、140万亿的总量对我国经济实际运行情况的代表性相关性有所下降，我们更应该关注一道道不容拖延的结构性改革必答题，共同参与到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公共讨论中。 　　笔者的观点是一贯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只能求诸于己、打通国内大循环，所以不谈国际形势和外贸压力；房地产无法重演14-15年的“触底—泡沫重启”剧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等待市场回调到位企稳，确保这一过程中风险不从楼市蔓延到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就是政策能做的极限，所以不谈房地产。 　　在各方面结构性矛盾都非常突出的当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已经失去了效力。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具有承前启后、除旧布新的特殊意义。所以今年经济绝不只能就年度谈年度，而必须直面过去数十年积累的问题，考虑未来5甚至10年的发展需要，让今年真正成为改革的五年、发展模式转换的五年的起始。 　　别太指望货币政策 　　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期待度最高，非常渴望由央行爆出新一轮猛料，复制2024年9月24日后的疯狂行情。每次央行行长出来做发布会前，资本市场都会擅自期待、小作文满天飞，最后擅自破防“不及预期”。甚至央行“十四五”金融领域成就发布会都能被拉高期待，逼得央行行长开场就说“今日发布会不涉及短期政策调整”。 　　这种高期待部分源自2024年经济工作会将货币政策的基调从“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然而，从疫情之后、或者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起，货币政策的基调虽然名义上“稳健”，实际上是在不断宽松。尤其是防疫转段、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2023、2024两年，政策利率（LPR）来到了3%的底部，各种结构性货币政策接连推出，M2突破300万亿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表述上的调整也带不来什么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对于用钱生钱的资本市场，降息、货币放水的需求是无底线的。去年A股高度繁荣，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却不如24年，正如笔者此前文章的预言（“资产负债表衰退”：哭闹者的药方，沉默者的毒药），资产价格上涨带不动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更不会促进消费、畅通经济循环，前两年疯狂被鼓吹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完全破产。 　　对于当下的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已经失去了宏观调控的能力。货币政策本质上讲只有总量性，没有结构性，换句话说，只能调整货币供应量整体的“海平面”，做不到精准调节每条小河甚至每条灌溉渠的水量。 　　我国对央行职能的要求过高，除了物价稳定之外，央行还要对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结构转型、产业发展、企业培育、消费扩张、外汇稳定甚至股市上涨、居民养老负责。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央行一直在推所谓“结构性货币政策”，试图把货币投放“精准滴灌”到特定领域。然而相关领域的问题并不是放水花钱就能解决的，各种制度上、生产力上、分配结构上的瓶颈让央行拿着水管也灌不下去。 　　比如，央行为支持收购存量房设置了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工具，却根本没有多少收购主体来使用，因为地方政府和平台公司受化债限制根本不能来贷款，地方国企资金不充裕、保障房成本回收期太长不愿意来贷款，房地产商还梦想卖出泡沫时期的价格捂住不卖等等，唯独不包括“无钱可贷”。 　　（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率奇低，搞得央行也很尴尬，已经不再公布这张表了） 　　但M2毕竟还是在快速增长，说明很多的水还是硬灌了下去，但并没有滋润好苗子，而是很快漏回了货币总量的干流。 　　在过去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我们的商业银行不需要市场化风险定价的能力，只要完成放贷指标任务、扩大贷款规模就能躺着赚钱。现如今扩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的任务下来，商行并不知道怎么找到优质科技/绿色/养老/中小/数字企业，或者给高成长但高风险的公司定一个合适的溢价，非常不愿意承担坏账责任，就只能回到舒适区，用尽各种办法把资金贷给理论上违约风险最低的企业——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 　　这两类企业拿到的贷款远超实际投资需要，于是转手把低成本资金加价贷给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加入躺着吃利差的行列。这几年A股财务费用为负（一般说明企业大量对外放贷，收的利息比付的利息高）的公司数量和比重持续居高不下，大公司信贷“涝的涝死”，最需要低成本资金的中小企业却“旱的旱死”。继续放宽货币政策对于扩大需求已经于事无补，反而将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央行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囿于诸多因素不能真的讲出“撂挑子”的话。央行行长指出：当货币信贷增长已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时，如果把关注的重点仍放在数量的增长上甚至存在“规模情结”，显然有悖经济运行规律。翻译过来就是：现在的问题是让企业有钱赚、想贷款，而不是把信贷塞到企业手里，督促企业“赶紧去赚钱”。 　　别太强求财政政策 　　相比专精总量性政策的货币政策，财政才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最有效工具。这两年舆论对财政的期待也在不断提高，一边不断喊话继续减税降费，一边提出各种扩大财政支出的需求，从大项目建设到消费补贴，从提高农民养老金到全民发钱。不论这些花钱诉求是合理还是离谱，经过上一届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如果不进行系统性的改革，财政已经到了无钱可花的境地。 　　公司理财有一个投资原则：项目融资成本要和项目收益匹配。比如借利率4%的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收益率保持在4.1%，那么债务终有一日可以还清；如果收益率是3.9%，那么无法覆盖的利息会加入本金，在利滚利中无限膨胀。 　　政府投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简单的数学原理，否则无法收敛的公债将引爆方方面面的风险。然而，我国财政却并不处在一个债务可收敛的轨道上。（笔者多次强调，社保在我国制度下不能由政府自由支配，是收支相对独立的转移支付，虽然社保是财政第四本账，但本文不讨论社保收支） 　　先看支出端的项目收益。国家最基本的功能是暴力机器，行政、国防和外交事务不产生任何直接收益。现代政府都要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这些服务或是免费（如义务教育），或是收取一定费用、但主要靠政府补贴或控价（如医疗），总体上看是有收入但最终亏本。最后是发展型政府特有的各类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其收益率取决于资产收费模式、决策是否科学等等。 　　我国财政支出的社会主义属性非常突出。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大量财政投入、严控医疗等具有强垄断性质的服务价格等手段，增强公益性降低盈利性；另一方面，交通、市政、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都以增进民生福祉而非盈利为目的，比如民用电价、铁路票价等。当然，也存在很多吃闲饭和低效无效投资问题（后面细讲）。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支出能带来的直接收益率是负数。 　　（顺带一提，如果加上讨论社保这一纯消费性的支出，我国财政支出的直接收益率还将继续下降） 　　再看收入端的融资成本。政府最低成本的融资是税收，如果忽略征管成本，税收是一种免费、无偿的融资方式。只就融资成本而言，罚没收入也是免费无偿的。 　　其次是国债。明面上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利率都不高，然而08年以来，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等各种方式举借了大量的隐性债，有的隐债利率可以达到惊人的10%以上。虽然理论上讲，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可以凭借国家信用无限借新还旧、不用偿还本金，但在央地财政、政府—融资平台等复杂主体关系下，债务融资的还本压力切实存在且不小。 　　最后是经营性收入。其中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利润”，和各类国企经营所得利润。获取经营性收入必须以付出成本，按可支配的“净收入”来观察，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公益性强的国有资产融资成本往往等于或大于收入本身，即便是金融国企等盈利国企，融资成本也往往在70%以上（烟草除外）。 　　需要特别说明土地出让收入，一种出售政府持有资产的一次性经营收入。这种收入的关注度非常高，但出于为房地产商利益辩护，少有舆论解读其全貌。卖地卖地，卖就要有成本，土地出让收入的80%左右用于拆迁、N通一平等“成本”，政府可支配的“利润”只有15%到20%左右，因此土地出让收入的融资成本可以视为80%左右。 　　我国财政的融资结构中，无偿的税收收入占比长期很低。即使在土地出让收入已经下滑至低点的2024年，明面可查的三本账收入中税收也只占53%左右，其他收入都面临极高昂的融资成本。 　　视角放到更宏观，经过几轮大规模减税降费，我国税收占GDP比重已经下降至13%，远低于OECD国家均值的25%左右。然而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支出责任却比资本主义国家多很多，也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困难就搞紧缩，削减提供给中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教育甚至治安等服务。 　　（下图是OECD口径，算了社保收入） 　　寻找非税收入、填补刚性的支出缺口是近20年来各级财政的主要工作。明面上，债务工具越用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现在法定债务每年都以4、5万亿元的规模增长。法律规定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不列示在赤字里，现在已多少有些此地无银的感觉了。 　　水面下，地方政府的做法就更不体面。以往舆论都集火地方卖地，却没几个明白人指出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最大来源其实是融资平台举借的隐性债务。话又说回来，不卖地不借债，世界前列的治安、亏本的公交地铁、福利的医疗教育又从哪里来钱呢？经过反复的借新还旧，隐性债成本节节攀升，去年开始的隐债显性化政策置换了一批高息债务，但水面下未填报的隐债仍然在以很高的利率默默膨胀着。 　　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隐债管理力度大幅提高，地方政府手里的盖子从8个变成了5个，却依然要扣10个碗，滥用罚没、砸锅卖铁、挪用专项资金甚至融资平台出海发债等等乱象越来越多。其违纪性质不容分辩，也有不少是给盲目决策的烂摊子擦屁股，但如果不客观认识并解决背后的刚性收支缺口，这类现象就无法得到根本遏制。 　　总结来看，我国财政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央地内部如何分配财权事权，而在于政府承担的低回报无回报（直接回报）支出责任重、刚性强，免费的税收融资规模远远不能满足，各级政府不得不越发依赖高成本融资，造成越来越高的债务不收敛风险。 　　前面我们一直强调财政支出的“直接”回报很低，是因为理想情况下，基建、公共服务等廉价供给可以繁荣社会经济，虽然在政府或国企的利润表中是亏损的，在企业、个人乃至全社会的大账上依旧是盈利的，政府可以从税基扩大中获取间接回报。 　　然而，结构性的税负过低导致政府也无法从社会发展、税基扩大中回收前期投入，企业和高收入群体享受到了大量财政支出带来的正外部性（比如高铁加速劳动力流动，让企业获得大量优质廉价劳动力），却远没有承担应承担的纳税责任。不从根本上扭转宏观税负过低的问题，发挥财政的宏观调节作用、在“十五五”时期扩大民生保障支出，都只能是无本之木、镜花水月。 　　一众互联网平台的实际有效企业所得税率长期大幅低于法定水平 　　讲到提高宏观税负，一定会有不少财经师爷跳出来，裹挟不明真相的群众大声反对。认识到任何政策背后都需要付出成本，是成熟、负责任地参与公共事务讨论（键政）的前提。财经师爷收钱办事，只需对金主负责即可。普通人要为自己负责，权衡提高宏观税负后，自己是否可以获得更可持续的廉价公共服务，自己的税负是否真的会增加；如果无论如何都反对提高宏观税负的话，到了公共服务缩水提价的那一天，又能否坦然接受？ 　　消费、投资和就业：从抓项目到创环境 　　2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指标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负增长。原因主要有三：“十四五”末期项目竣工叠加政府没钱新建，铁公基等项目投资下滑；房地产投资继续出清下滑；民企可赚钱的项目不多，非房地产民间投资增长乏力。 　　就业也是26年压力尤大的一个领域。疫情期间解决就业压力采取的是鸵鸟战术、先把青年人口塞进高校多呆几年再说。现在这些毕业生来要求体面。劳动执法松弛、企业超时用工成本很低，自然不会多提供岗位供给，此前笔者有过分析，在此不赘述。 　　消费更是年年讲年年提不动的指标。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典型的逆向补贴，收入越高的群体拿到的补贴越多。这两年有的家庭把汽车、手机、电脑、家电换了个遍（甚至两遍），无车家庭购车却没有相应补贴，中低收入群体也不可能集中批量换新。经过5年的耐用消费品补贴，该激发的使用需求已经释放殆尽，甚至透支了不少未来的需求。 　　这三项指标是关系到今年经济形势的最关键问题，相关部门也是高度重视，推出了很多应对政策。但是，现在部门分割负责、抓项目式的政策模式已不能满足做好三方面工作的需要，应当推动思想认识和施策方式的系统性转变。 　　收入增速放缓、预期不稳，一些消费品优质供给不足，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种种原因导致居民消费意愿降低，企业找不到赚钱机会于是减少投资，相应不会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收入——拉投资、扩就业、促消费，必须把三者作为一个循环互促的整体看待应对，而非一个部门负责头、一个负责腰、一个负责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尤其要说说投资。从传统铁公基到新兴“新三样”，很多领域的投资已经饱和甚至过剩，但实权部门和很多专家对投资拉动经济有着极强的路径依赖甚至执念，这对搞好投资乃至经济工作毫无益处。 　　投资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生产能力、改善居民生活。过去70多年，我们各领域物质资产不足、短板很多，手段和目的是高度重合的；时至今日物质资产总体过剩的情况下，继续把投资当做目的本身只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在各种压力或冲动下，很多地方政府不管项目有没有收益、对民生有没有改善，强行上马或者内卷硬拉很多投资项目，先把当期的经济指标考核应付过去，弄出大量没人走的路、没企业的园区、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反而挤占了本应投入医疗、养老等短板领域的资源。 　　投资是典型的“涓滴工具”，大量资金从政府给到总包/大公司，逐级分包才能惠及劳动者就业和收入，同时还有大量咨询论证、规划设计等第三方企业从旁侧承接漏出来的资源。投资项目没收益不代表参与者没收益，在闲置烂尾资产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呼吁投资“死死顶住”的声音仍有相当音量，也并不奇怪。 　　应该把“扩投资”暂时性地开除扩内需、稳增长的政策工具箱，对于关键性的安全项目、有需求的民生工程，该投资继续投资；但如果继续把投资作为一种拉增长的工具，为了投资而投资，强行追求投资增速回升，只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化、堵塞经济循环。 　　说回“消费—投资—就业”的循环。我们的主管部门非常善于“抓项目”，设定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直接上手办理一二三四五件事，从项目中取得直接收益，比如发一个文件、集中审批几千个项目、设置一个试点（或其他什么个帽子）、招引一家龙头企业落户等等。但在今天的环境下，“抓项目”的思维和手段已经失效了。 　　比如为了提振民间投资，有关部门的举措是提高铁路、核电等项目民营经济持股比例、放宽商业航天限制、扩大信贷供给等，都没有触及主要矛盾（包括很多师爷挂在嘴边的承诺不追究民企灰色操作的责任）。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钱的买卖没人干”，吸引民营企业投资的核心动力是赚钱。只要赚钱可赚，民营企业违规违法都敢投；没钱可赚，有关部门一顿操作猛如虎也无济于事，难道还能替几千万户民营企业把投资后的亏损兜住底？ 　　造成当前民企“不赚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只听大企业及其代言人的论调，似乎越来越强的监管政策榨尽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可把目光移到最广大的中小企业身上，恰恰是监管太松导致中小企业的利润被转移到了巨头身上。 　　以拖欠账款为例，政府国企拖欠账款是千夫所指的问题，大民企拖欠账款却成为了津津乐道的财务管理成绩。某新能源头部企业负债中只有5%是有息负债，规模庞大的无息应付账款都是供应商在垫款负重前行。为什么外国同行无息账款比例要小很多？因为外国拖欠账款要被收罚息，国内还没有类似为中小企业撑腰的明确规定。 　　让中小民企有钱可赚，关键在于“空间”。一方面是国企不要在不必要的地方过度伸手，比如这两年在融资平台转型的要求下，一些地方为了给原来的融资平台找个有应收的经营项目，把当地特色的文旅景点等资源塞给融资平台，然而当惯了转账机器的平台公司根本不会经营文旅项目，这种充分领域留给社会企业从效益上更合适。这种小散弱地方国企向充分竞争领域延伸的情况这两年并不少见，确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趋势，处理不好经营中产生的亏损将成为新形式的隐性债务。 　　另一方面是公平竞争的空间，只有出清质量、税务、劳动等不合规逐底竞争企业，管住垄断、不正当行为，才能让企业有向上定价获取利润的底气，以及合理溢价被有购买力和购买时间消费者接受的可能。 　　再比如，为了解决就业增收问题，有关部门力推在高校建立“就业赋能中心”，搞采购买设备花了不少钱，但如果企业没有用人岗位，多培养一种名为“求职能力”的屠龙之术有什么用？ 　　又比如，为了促进消费，有关部门不断设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称号，鼓励投资打造消费场景，用戴帽子、搞投资的思路促消费。难道把西单的商场外平台修得漂漂亮亮，就能吸引穿梭其间的外卖小哥停下脚步，用一顿大餐奖励自己的辛劳么？ 　　笔者一向是个大政府主义者，但政府的力气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用对地方。快速发展阶段，政府抓好几个大项目、办成几件大事，可以带动、撬动其他各类主体的配套投入，或者为其他主体的进入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帕累托改进的时代结束后，尤其在刚刚转向的时候，政府既没有拉动整体的能力、也没有兜住一切风险的资源，最可行也最关键的是塑造环境，保护有力的消费环境，对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畅通的分配环境，全面保障的民生环境，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活动动力。 　　环境的塑造不是“显绩”，不能直接归因到政府做了一件两件什么事情上，而是桩桩件件共同产生的间接结果。部门的年度报告将从“召开XX场民企座谈会，汇总反馈XX条民营企业家意见，带动XX亿元民企参与铁路投资”，变成“治理不正当低价竞争XX起，纠正XX个地方妨害全国统一大市场行为，督促XX家地方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虽然在自己的报告中看不见拉动了多少钱的投资，但能够促进的民间投资额绝对远超前者。 　　当然，打通“消费—投资—就业”的路径后，还缺一点原动力点燃最初的循环。笔者的主张一以贯之，应从“工资”起始重启“工资—通胀”螺旋。普发准现金消费券也好，设置更多类似生育补贴的家庭补贴也好，负所得税给低收入群体退税也好（虽然以现在的技术这个可能性最低），从一次性提高中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收入点燃这团火，收益最高、效果最好。 　　每一种环境的塑造都依靠于思维的转变，决策程序的优化，行政能力的提升，部门壁垒的消解，既得利益的打破，做起来殊为不易。然而对于“十五五”应对外部挑战、实现发展动力和方式的转换来说，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在今年这个有标志意义的年份，短期经济工作应当成为中长期改革转型的开端。

编辑：山口美也子